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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稅務籌劃
稅負最低不是籌劃終極目標
發布日期:【2007-6-16】
    籌劃應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
  稅收籌劃是指在稅法規定范圍內,當存在多種納稅方案可供選擇時,納稅人以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納稅方案(不一定稅負最低)來處理自身的財務、經營、交易事項的行為。在現實生活中,最優的稅收籌劃方案并不一定是稅負最低的方案,因為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,風險與利益并存。稅負減少并不一定等于資本總體收益的增加,有時反而會導致企業總體收益的下降。這樣,我們就不難理解一些設在特區的外資企業為何違反常規,運用轉讓定價的方法將利潤逆向轉移到境外的高稅區。其實,這些企業是在逃避外匯管制,追求的正是集團總體利益的最大化,而非稅負最低。
  為加強對稅收籌劃含義的理解,現舉例說明。某企業需籌資1億元用于生產經營,有兩種籌資方法可供選擇,即發行股票或債券。假設債券利率為5%,股息收益率為2.5%,均約定每年計付息一次。企業不計債券利息的應納稅所得額為3000萬元,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%。企業最終應選擇哪種方式進行籌資呢?這就需要進行一定的稅收籌劃。
  從企業稅負的角度看:現行稅收政策規定,企業發行債券所支付的利息支出,在不高于按照金融機構同類、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內,準予在計算所得稅前扣除,而股息則不能。假定金融機構同類、同期貸款利率為4%,企業利用發行債券方式籌資可以少支付企業所得稅10000x 4%x 33%=132萬元。企業為實現最小合理納稅,應選擇發行債券方式籌資。從企業利益的角度看:
  如果企業發行債券,其凈收益為:
  3000—10000x 5%—(3000—10000x 4%)x 33%=3000—500—858=1642(萬元)
  如果企業發行股票,其凈收益為:
  3000—3000 x 33%—10000x 2.5%=3000—990—250=1760(萬元)
  從上述比較中,不難看出,企業通過發行債券方式籌資,雖然可以少支付企業所得稅132萬元,但企業卻少取得凈利118萬元(1760—1642),節稅與獲取企業總體利益最大化未能取得統一。原因在于發行債券和發行股票的成本不同。因此,企業通過稅收籌劃最終應選擇以發行股票方式籌資10000萬元。這樣做,雖多繳納企業所得稅132萬元,但可以使企業總體利益(財務成果)最大化,多取得凈利118萬元。
  籌劃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
  隨著納稅人運用稅收籌劃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欲望越來越強烈,稅收籌劃必將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。那么,我們應如何引導稅收籌劃,使之法治化、規范化呢?
  1.積極支持,正確引導。
  對企業來說,依法納稅是其應盡的義務,通過稅收籌劃適當地減輕稅負維護自身利益,是其應當享受的權利。企業通過稅收籌劃將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及時、充分地享受到位,促進了國家稅收立法意圖的充分、恰當實現,使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得到良好發揮。因此,稅務機關應對企業的稅收籌劃給予肯定和積極支持,并注意加以正確引導,使之不違背其自身的內涵,不偏離應有軌道。
  2.健全稅收籌劃的法律規范。
  稅收籌劃不是簡單的計劃,而是一種復雜的策劃過程。它要求籌劃者既要對稅收法律、法規、政策有全面、深刻的理解,又要熟知市場、金融知識和企業狀況,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,與企業本身的資金實力、技術水平、市場狀況、財務核算等緊密聯系并加以綜合分析和比較。任何一個環節和方面的偏差都會對稅收籌劃的整體產生直接影響。
  因此、稅務部門必須對稅收籌劃加以規范,使之法治化。一是應從稅法上予以完善。對現有已經發現的稅收法規、政策上的漏洞或不明確之處應在實踐中不斷完善、補充和修正、避免因對稅法的隨意理解而使稅收籌劃偏離稅法的初衷。二是應對稅收籌劃作出規范。要明確有關稅收籌劃的標準、范疇以及實施的手段和方法,從法律上嚴格區分稅收籌劃、偷逃稅、避稅這三種行為,以正確引導企業和社會中介機構的稅收籌劃行為,減少國家稅款的損失。三是應實行稅收籌劃的法律責任追究制。國家應通過規范的法律責任追究制,加強對企業、社會中介機構稅收籌劃行為的約束。對企業稅收籌劃嚴重違法的,應予以嚴厲處罰。對企業通過社會中介機構進行稅收籌劃而違法的,應追究社會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,同時,也應追究企業相應的法律責任。
  3.充分發揮社會中介機構在稅收籌劃中的作用
  從國外實施稅收籌劃的情況來看,稅收籌劃不僅是企業的經營決策行為,而更重要的是社會中介機構參與或幫助企業進行經營決策的行為。借鑒國外的做法。充分發揮社會中介機構,諸如會計師事務所、稅務師事務所等的作用,幫助企業作出合理的、規范的、合法的稅收籌劃,使企業能夠在稅法允許的范圍內,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促進企業的發展。同時,也使社會中介機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因此,應在實踐中依靠社會中介機構的力量和作用,不斷推動我國稅收籌劃的健康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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